从埃及到两河流域，“近东”这一不甚明确的地理概念涵盖了人类最重要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然而，“近东”又是一个具有典型西方中心史观和文明分区理论特点的概念，随着现代西方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异域化”“神秘化”倍悦网，这些古文明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似乎被淡化或遗忘了 。而这种基于区分理论的文明观，却塑造了近代以来我们对文明间关系的认知，使我们习惯于以此为基础思考文明、地区、国别间的关联和冲突。
通过考古人类最早建立城邦、纪念碑与祭祀神灵的方式，构建日常生活的方法，《文明拂晓时》一书的作者伦敦大学学院比较考古学教授大卫·温格罗试图超越国家或地区的兴衰，引导我们回到历史的根基重新思考“何为文明”。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文明”？
《奥德修斯》（2013）剧照。
撰文丨张炼
《文明拂晓时：早期文明的历史启示》
作者： [英]大卫·温格罗
译者：蔡琼华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8月
复杂的“文明”
文明研究或许是考古学自诞生以来最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始终有着很强的现实性。无数相关历史叙事因所处时代的诉求而诞生，“文明”这一语汇在历经不断的分析与重构后，被附着上了无比冗杂的意涵，甚至逐渐成为现代性下一切人类社会“优异”成就的集合代名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在其著作《文明拂晓时》（What Makes Civilization?）中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造新神”（结论，第170页），文明已超越了铸就其血肉的人类历史实践，而转身化为一种理想或价值追求，并因时空与国别的参与，生发出诸种以文化为实体的文明主体。
对于直接接触碎片化历史的考古学家而言，我们往往难以从具体而微的研究工作中想象出这样宏大的进步叙事。尽管早期考古学是被这样的叙事牵引着前进的，但等到20世纪中叶，当积累下足够多反映历史细节而又类型迥异的物质材料时，我们很快便意识到，这样的文明视角对于考古学而言缺乏有效的分析性。著名的新进化论由此直接以“国家”这一政治社会组织代指文明，更有甚者，新近发明的“社会复杂性”这一虽定义清晰但同样范畴模糊的概念成为大量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切入点。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学家几乎很少愿意陷入关于“文明”的复杂讨论之中。
温格罗显得不同寻常倍悦网，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当代“文明”讨论中所附着的种种有害意识形态：线性进化与目的论、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文化本质主义与孤立论，它们在近代欧洲对近东文明的“发现”中得到了鲜明的显现（第九、十章）。在温格罗看来，古代近东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被塑造成了“文明的摇篮”与“专制的东方”。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是欧洲自身在摆脱“旧制度”、构建现代性身份过程中的投影。
通过将神圣王权、王朝政治等特征“他者化”并投射到古代近东，现代西方社会得以确认自身的“进步”与“文明”。博物馆陈列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将原本具有特定权力语境和神圣意义的近东文物从其原生脉络中剥离，转化为公众可以随意“凝视”的展品，从而进一步构建了这种区隔性的历史叙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但已走向“腐朽”的近东也自然应当被“朝气勃勃”的西方所接管，由后者提供“保护”。近代强调的这种二元对立可以不断衍生：闪米特人对印欧人、固定的农民对游动的牧民、穆斯林对基督徒……在这种语境下很难不产生“文明冲突”的思维模式。现代西方语境下对文明的想象就此被形塑。
《奥德修斯》（2013）剧照。
但是，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概念上的辨析与诘问绝非温格罗展开批判的称手工具。相反，他更多的努力，是想试图以今天丰厚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再次书写文明的形成史，以粉碎它身下虚妄的神坛，在历史过程中重新寻回其真正的价值。或许这样才能实现对“文明”概念的“正本清源”。
温格罗的文明形成史
温格罗巧妙地运用了莫斯的文明观（第一章），将文明重新定义为“互相采借”的结果，力图还原其作为一种过程而非实体的历史本质：文明是通过具体人类的互动（区域/跨区域交流）与实践（日常生活）得以显现的一套抽象价值体系（序言，第ⅩⅦ页）。换句话说，文明虽然是抽象的概念，但它需要通过现实物质载体得以呈现。另一方面，文明的自我表达却往往需要通过“拒绝采借”来达成。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之时对华夏体系的认同，需要通过对“披发左衽”这类物质载体的抵触来得到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如此理解文明，也并非要把历史上所有的人类实践过程都汇聚至这一概念之下，而是强调文明所必须依赖的现实基础。人类社会的史前阶段确实已经开始构建这种基础，正是在社群、村落为单位构筑的交流网之中，为区域人群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慢慢成型（第三、四章），并最终在古典时代走向成熟，在我们所熟知的成文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
《埃及》（2005）剧照。
在温格罗书写的文明形成史中，核心是古代近东，这是几乎最早受到关注，同时研究又最为深入的早期文明之一。它所身处的独特地理空间，在现代政治社会问题频发，又进一步增添其中的复杂性。对温格罗而言，同样是近东的中介位置，使其成为了旧大陆整体文明发展中的“中间人”，勾连起了真正推动社会演化的诸般要素。青金石、金属冶炼、烹饪技术……这些物质与文化的长距离流动塑造了一个更广阔的“文明之锅”（the Cauldron of Civilization），各个看似独立的文明实则在交往行为的炊火下融混其中，它们其实都置身于细密相连的文明交流网络之中。凸显网络功能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作为等价物的白银与作为青铜原料的锡，它们的产地分别位于近东的东西两侧，而正是近东的中介制造出了二者各自的稀缺性与需求，使得商业流转得以成型，并进而形塑了整个网络对于它们的文化阐释。在此基础上，近东自身的独特性也得以产生，孕育出以印章、封泥、代币、楔形文字为象征的商业文化体系（第五、六章）。
考古学家喜欢锅的意象，因为我们研究中的重点领域之一，就是容器以及与之相关的饮食体系。不过，温格罗并未止步于对物质交流的描摹。他进一步指出，这些交换并非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深深嵌入在宗教与宇宙观的脉络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神庙中神像的制作，依赖于来自遥远地区的珍贵材料，而这些材料的产地在其官方意识形态中常被描绘为“蛮荒”之地。
这种宇宙观与商业的纠缠揭示了早期文明的一个核心悖论：它们一方面通过独特的宗教实践来强调自身的文化特异性与神圣起源，另一方面，其神圣性的构建又离不开跨越广阔地域的物质与知识流动。因为异域物品的神秘感正是营造神灵不可知地位的必要资源。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宗教需求正对应着资本主义体系对利润的追逐，为商业交流网络中的流动提供动力（第七章）。诞生于这一文化体系的王权，也因此具有了世俗人类与神秘世界之间调解者的首要角色（第八章）。
“文明”反思
限于体量，温格罗在《文明拂晓时》中展开的宏大叙事，对许多细节或有取舍，抑或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其对精英驱动交换的着重描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更广泛社会阶层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并且，我们也很难真正相信，在青铜时代广泛存在彼此“合谋”的“掠夺性精英”，试图以贸易的手段把世界勾连起来（第六章，第78页）。此外，关于“文明”本身的确切定义，温格罗也更多的是操作性地运用了莫斯的框架，而未陷入无休止的概念论争，这虽保证了论述的流畅，但也可能让期待精确界定的读者感到些许遗憾。
尽管如此，《文明拂晓时》仍无疑是一部极具启发性之作。温格罗成功地将考古学从专业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使其参与到关于文明本质、文化交流与当代身份认同的核心讨论中。对于“文明”这类本就与考古学密切纠缠的现代思想里的中心概念，考古学确实需要发出自身的声音。这并不能局限于提供搭建整体历史叙事的碎片化“知识”，而需要考古学家亲身开展构建。考虑尺度，考古学的优势同时见于两端，我们既需要时刻处理最为微小的历史细节，又时常以最为宏观的整体视野审读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考虑研究视角，考古学试图以全景展现物质遗存的方式来还原历史，这同时凸显了我们相对于其他人文科学，对整体性与物质性更为自觉的把握；考虑社会参与，现代考古学恰恰以深度的田野实践为学科立身之基。毋庸置疑，考古学能够提供独特的价值，并阐发出自身对于文明的理解与反思。
《埃及》（2005）剧照。
温格罗在这条路上比其他考古学家走得更远。在《文明拂晓时》中，他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将“文明”拉下神坛，但我们也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些更进一步的反思：文明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位于“非个体的”商品流通（第五章，第75页）；无谓的囤积与销毁因文明必须制造需求而广泛存在（第六章），等等。更直接的论断则出自其2021年与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合作的新著《人类新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文明在其中反倒成为了人类社会可能走上的一条“岔路”，文明之外的别样历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价值。这就进入了另一个话题，在此不多赘述。但是，考古学家至少应该欣赏温格罗构建叙事、做出反思的尝试与能力。
还有哪些考古学家做出了尝试？远有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近有伊安·霍德（Ian Hodder）（《纠缠小史》[Where Are We Heading?]）、伊安·莫里斯（Ian Morris）（《人类的演变》[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他们的文明反思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我们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但遗憾的是，即便是在考古学家的文明叙事中，中国考古学与史前文明的身影都远远无法与其在现实中庞大的体量相匹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正式进入“黄金时代”的当下，改变这一现状无疑也是中国考古学家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期待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叙事与反思真正为我们当下的时代思潮贡献自身的力量。
言至于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明”？《文明拂晓时》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确切的结论：文明不应被看作是“新神”，我们需要在历史与实践中去审视真正的文明。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张炼；编辑：商重明；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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